高曉蕊:國際化視野學者的養成
2020年12月09日16時13分    閲讀: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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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視野學者的養成

——高曉蕊博士訪談錄

個人小傳:高曉蕊,女,漢族,1979年12月生,河北唐山人,博士,副教授。2003年獲得常州大學化學工程與工藝專業學士學位,2010年獲得東南大學材料物理與化學專業博士學位, 2016年由河北工程大學調入我校工作,於2018年9月-2020年3月,受國家留學基金資助赴新加坡國立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做訪問學者18個月,目前為電子信息工程學院新能源科學與工程專業專職教師,擔任新能源173班的班主任。曾獲2013年度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層次人選、2016年度蘇州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緊缺高層次人才引進資助。迄今主持完成國家級項目1項,省級項目1項,市廳級項目3項,以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在Adv Funct Mater、Nano Energy、ACS Catal、J Mater Chem A、Appl Catal B、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Chem Commun等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SCI學術論文二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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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熟理工學院英文網站主頁上刊有兩篇文章的介紹:2019年,發表在國際材料科學領域著名期刊《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中科院SCI期刊分區一區,IF=15.621)上,關於層狀三元(鎳、鈷、鋁)氫氧化物電極在超級電容器方面的應用研究;2020年,發表在國際能源科學領域著名期刊《Nano Energy》(中科院SCI期刊分區一區,IF=16.602)上,關於高活性、鹼性穩定和低成本的析氧反應(OER)催化劑的設計研究。其第一作者均為:高曉蕊。她的研究成果也上了圈內矚目的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系統先進能源情報網《先進能源科技動態監測快報》“前沿與裝備”專欄。先進能源、納米材料,都是當今國際學術界關注點,高曉蕊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正是納米材料的構建及其在能量儲存和轉化中應用。SCI學術論文二十餘篇的加持,工科博士、二孩母親、兩度留學,使得我們從高曉蕊身上探討“國際化視野學者的養成”成為可能。

我們的訪談正是從兩度留學開始的。

記者:高老師,您好。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質量的重要標誌。隨着新時代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高校對國際化視野學術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迫切。近年來,我校多措並舉,打造“國際化”師資隊伍,注重師資隊伍的職後建設,支持教師通過多種渠道赴境外研修。而據我瞭解,您在東南大學讀博期間,就受“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的資助,到英國牛津大學化學系做聯合培養博士生12個月。請您談談當年的具體情況。

高曉蕊:看來您看過我的簡歷。2007年國家開始實施公派留學研究生項目,主要資助在讀的碩士或博士生出國進修,選派到國外一流的院校、專業,師從一流的導師留學交流,實現國內外的聯合培養,提高學生的科研水平。於是2008年我便申請了這個項目,競爭是很激烈的,因為名額有限。很幸運,通過了國外導師、學校以及國家留學基金委的審核,順利地拿到了牛津大學的通行證。因為是第一次出國,除了學知識外,主要是想走出國門,看看外面的世界,開闊一下眼界。在英國的一年時間裏,除了週一到週五工作以外,其餘時間就去旅遊、交朋友,所以,英國的大部分城市都逛遍了,而且還去了荷蘭、比利時、法國和意大利的一些著名城市。這次的出國進修不僅學到了知識,而且還讓我瞭解了歐洲文化,可以説不虛此行。

記者:常言道:“機遇只垂青有準備的人”。可能當時也沒您現在説的這麼輕鬆,至少英語口語關、實驗關、學業關總得過。2008年到2018年,十年之後,第二次出國進修,想必有不同感受吧?

高曉蕊:是的。兩次出國經歷都是科研上的進修,但至少目的性不一樣。第一次的英國進修是以學生身份出去的,並沒有太大的學習壓力或任務,而第二次新加坡的出國進修就有所不同了,這次是以老師身份出去的,需要得到學校和家庭的支持,做出這樣的決定是需要前思後量的。距上次出國10年之後再出國,是因為在2018年,我已經有兩年沒有做科研了,這期間相繼發生了工作調動、生育等問題,已經沒有太多精力去做科研了,對當下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研究熱點不瞭解,正是基於自身的科研需求,有明確的目標,我選擇了第二次出國進修。在這次的新加坡進修中,沒有太多的遊山玩水,而是一心一意做科研,如沒有特殊情況,週一到週日七天都會去實驗室做實驗,有時,也會做到晚上十一二點鐘才回家。18個月的學習,讓我學到了很多,積累了很多學習經驗,交到了很多科研朋友,也在國際權威期刊發表了幾篇自己滿意的學術論文,可以説收穫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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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實驗室

記者: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強勁發展,但毋庸諱言,對標國際一流高校,科研環境尚有不小差距。譬如説您的工作場所就是實驗室,對實驗室的工作環境應有很大的感觸。能否具體介紹一下您的切身體驗?

高曉蕊:在出國進修期間,我真切看到了國外著名大學與我們國家的一些不同。例如,牛津大學化學實驗室,是全世界一流的實驗室,安全性很高,設計也很合理。温家寶前總理曾經參觀過該實驗室,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該實驗室2004年建好並開始使用,共5層,地下兩層,地上三層,環形設計,有辦公區域,實驗區域,大型儀器區域,也有餐廳、茶吧等,劃分得一清二楚。辦公室旁邊就是實驗室,全部用玻璃窗户隔開,坐在座位上就可以看到做的實驗,一旦發現異常,可以及時處置,很是方便。裏面有警報裝置,實驗過程中,一旦發生液體燃燒現象,上方就會掉下來乾冰,立即撲滅火,警報也會響起,大家會很自覺地從緊急出口疏散。而且,實驗室的走廊都會配備淋浴裝置,一旦有液體濺到眼睛裏或身上,可以立即沖洗。

新加坡的實驗室也是如此,各種安全設備準備齊全,而且每個季度都要進行安全檢查,向學生提問關於實驗室的安全問題。每一個學生在進入實驗室之前,必須要進行安全培訓,包括線上和線下學習兩種方式,全部通過考試之後,方可進入實驗室做實驗。而且,每一個實驗流程都要記錄在案,實驗中用到的試劑、儀器、實驗的風險等級、事故的處理方法等都要描述清楚。另外,每一個學生都有一個名牌,在實驗過程當中,把名牌放在儀器、設備旁邊,別人見了,就明白了是這個人在做實驗。例如,化學合成的實驗經常會用化學試劑,有些試劑有一定的腐蝕性,如強酸強鹼,這時,需要特別標註這個試劑的名稱、反應的時間等信息,避免旁人觸碰到而引發危險。另外,高温煅燒也是材料合成過程中常見的手段,也是危險係數比較高的,尤其在使用氫氣等易燃的氣體時,需要特別小心,因此,記錄本是必備的東西,一定要把實驗者的名字、煅燒的物質名稱、温度以及使用的氣氛寫清楚,方便出現事故時排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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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之行

記者:“安全無小事,平安靠大家”,每一個科研工作者都應該有這種安全意識。那麼,國外大學的人文環境有沒有給您帶來困擾?您是選擇“抽離”還是“融入”?

高曉蕊:既然出去,就要融入。新加坡大部分是華人,官方語言是英語,因此,在新加坡生活,語言不是問題。有好多中國人選擇新加坡留學,也是基於這個原因。新加坡是個多元化的國家,由多個民族的公民組成,文化各異。中國人到哪裏都是最用功的,在新加坡也不例外。實驗室在週末也是開放的,人員可以隨意進出,這樣也給中國留學生提供了更多的學習機會,可以看見週末在實驗室工作的大部分是華人或中國留學生。而英國人的工作方式跟中國人很不一樣,生活節奏很慢,節假日幾乎看不到學生的身影,到晚上六七點鐘,實驗室就已經沒人了,週末也幾乎看不到人。我在英國的那段時間有很多業餘時間,所以,經常參加中國留學生聯誼會組織的活動,包括講座、晚會、旅遊等,結識了很多科研工作者,現在仍然保持聯繫。

記者:看來您是按照實驗室的習慣,改變着自己的作息規律。有人説,目前國內科研障礙不在硬件設備而在人文環境,前陣子,教育部還專門為全面落實研究生導師立德樹人職責出台《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作為高校教師,在科研道路上,一定會有對您產生影響的人和事,有沒有您印象深刻、需要致敬和感謝的? 請談談他們的故事。

高曉蕊:回顧以往,有太多令我感動、感恩的人和事。我就説説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三位導師吧。第一位是我的國內博士導師,東南大學化學化工學院的雷立旭教授,是我的科研啓蒙老師。雷老師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做了兩年的博士後,我是雷老師招的第二屆碩士生,上面沒有太多師兄、師姐幫扶,組也不是太大,因此,科研的事情主要靠自己。雷老師很注重個人能力的培養,起初只給了我一個大概的課題範圍,具體的課題內容、方案都要自己去想、去摸索。説實話,當時真是一頭霧水,壓力山大。後來,通過大量地閲讀文獻、書籍,才有了一點思路,並時常跟雷老師討論。雷老師經常説的一句話就是:“行不行,實驗來檢驗,大膽去嘗試”。這句話對我的影響很大,我現在做實驗,就是這樣的,多做實驗,多嘗試幾次,肯定會找到規律,如果只是空想,未必想的就是對的,往往當時想的跟最後實驗得到的結果不一致。有些重要的現象都是在不經意間發現的。

我的第二位科研導師是Dermot O’Hare教授,就職於英國牛津大學化學系。Dermot O’Hare教授給我的最深印象是對待科研很嚴謹,對實驗數據的準確性要求極高,時常就一個問題討論幾個小時。修改文章也是一樣,每一個標點符號、分子式的上下標等很小的錯誤也會很認真地修改。而生活上他又是個很隨性的人,經常在下午4點鐘,與課題組成員一起喝咖啡、聊聊天,無拘無束。這就是典型的英國人的做事方式,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分得很開。另外,牛津大學的師生關係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剛到牛津大學見到Dermot O’Hare教授時,我稱他為“O’Hare教授”,他馬上回答我,“叫我Dermot好了”,在牛津大學,沒有教授,沒有老師,大家都直呼其名。這種親切友好,十分有利於課堂氛圍的形成。另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在結束英國進修之前,需要導師出具一份評價信,對我在其課題組的表現做出一個評價,我原以為,他會讓我事先擬好,然後他來簽字即可,讓我沒想到的是,他自己早就準備好一份,正規裝在一個信封裏,並用紅蠟密封了起來,很是嚴謹和負責。

我的第三任科研導師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的John Wang教授,他是個特別幹練、認真、高效率的人。他是材料科學與工程系的系主任,工作時間基本上是這樣分配的,70%在系裏的事務上,30%在科研上。雖然很忙,但對我們的課題很關心,當我們在課題上遇到什麼問題時,他都會及時地通過郵件回覆我們消息或當面討論,他的郵箱是跟手機綁定在一起的,郵箱收到郵件之後,手機立即就會有消息進來,並及時地回覆郵件。另外,在修改我們文章的時候,最多兩天就可以幫我們修改好。就算節假日他也不休息,週六上午是一週一次的組會例會,大家彙報課題進展,課題組內部進行討論。除非,他出差,時間上調不過來,組會才會停開,或者,他也會通過Skype視頻軟件開組會。其實,組會是大家交流的很重要的途徑之一,每個人做的課題各不相同,參加組會可以開闊視野,瞭解更多研究方向,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在組會上交流,同時,對英語口語和聽力的提高有很大幫助。John Wang教授為人熱情和善,對人才也是特別珍惜。本來,按照國家留學基金委的規定,訪問學者最多12個月的留學期限,但由於當時課題取得了重大進展,自己也想再繼續深造,因此,我向John Wang教授提出再延期6個月的想法,他很爽快地答應了,而且也願意提供資金的支持。John Wang教授還鼓勵我們多參加國內外的學術會議,並提供會議期間所有的費用。2019年,我參加了新加坡舉辦的“石墨烯和二維材料”的國際會議,並做了口頭報告。同年,在湖南長沙舉辦的第20次電化學會議,也做了口頭報告;同時,也參加了一些與材料相關的國際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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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之行

記者:“一個人遇到好老師是人生的幸運”,真替您高興。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對國際化人才的需要日益增多,培養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專業人才已成為高校人才培養的重要目標。對此您怎麼看?

高曉蕊: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師資隊伍,否則難以勝任課程體系的培養任務,尤其是雙語課程的教學。科研是一個探索未知的過程,但國際化的學術環境和氛圍確會讓這一過程更具確定性。我們應該跟世界接軌,除了引進一些國外知名大學的教授做為客座教授之外,還要送出去一批科研水平較高、具有博士學位的中青年教師赴國外知名大學進修學習,作為科研的骨幹,回校後,把國外的一些先進技術帶回來,並帶領大家一起做科研。實際上,科研需要團隊合作,單靠一人想要做出高水平、高質量的工作是比較難的。這種合作可以是校外合作,也可以是校內合作。校外合作可以是與國外研修期間結識的導師或其他院校的老師合作,這種合作固然好,但操作上比較麻煩,而且遠水解不了近渴,因此,校內合作是一種很好的途徑,要實現這種合作,老師們平常的學術交流必不可少 。

記者:關於留學生,有兩個傳奇:一位是胡適,1927年3月,37歲的胡適向母校哥倫比亞大學補交了博士論文,得到第一頂哲學博士帽,其後數十年間獲得國外大學授予的35個名譽法學、文學等博士學位。一位是國學大師陳寅恪,12歲就出國留學,在國外近20年,先後輾轉於日、英、德、法等國的十多所名牌大學,他雖學富五車、滿腹經綸,被公認為是留學生中最傑出的“讀書種子”,可沒戴過一頂博士帽,甚至未得一紙文憑, 他説“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我還聽説,前幾年有位高校教師因學校升職要求留學一年,後因該校政策變更為半年即可,那人半年到期便打道回府。而第二次出國留學您是延期了半年。我想問的是:您對有志於出國進修的教師有何建議?

高曉蕊:與其説建議,不如説我有些感悟想跟大家分享:首先,如果科研遇到瓶頸或迷茫的時候,不妨走出去看看,到國外或國內的一些高水平大學進修,或許走出去,你才打開視野,豁然開朗,更多地學習到國外一些先進的科研理念以及科研方法,反正不能一直渾渾噩噩做“井底之蛙”。其次要明確自己的初衷,出國是為了什麼,在與身邊的一些訪問學者接觸中發現,大家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些是為了留學經歷,有些是為了子女(子女到國外上學),也有些是真正地為學而來,目的不一樣,動力就不一樣。對那些只是想要留學經歷的訪問學者,剛開始很新鮮,到處走走看看,等過了一兩個月之後,會發現在國外真的是度日如年,一年的時間也不短,如果每天只是晃晃,會覺得很無聊,而且一般訪問學者都已有家庭,放棄家庭的責任,到異地求學,如果不好好珍惜機會,還不如不要去。另外,國外進修不僅僅是學知識,也是拓展人脈的機會,在國外著名大學學習的博士、博士後以及訪問學者,他們的學術水平和能力都很高,如果能跟他們保持良性溝通交往,傾聽他們的質疑與建議,日後對自己的科研有很大幫助。我的兩次出國經歷讓我積攢了不少的人脈,目前還有合作的對象。

記者:選擇高校棲身,就要對“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抱有警省。我想,中國科研工作者絕不差,重要的是學術自覺,無論身處何地,胸懷全球視域。讓我們換個輕鬆的話題:您剛才提到 “工作歸工作,生活是生活”,我想請您談談日常的愛好。

高曉蕊:我平時的愛好就是旅遊和做飯,留學期間,除了英國國內的一些著名景點,像英國的牛津、劍橋、倫敦、巴斯、蘇格蘭的愛丁堡等城市外,也到荷蘭阿姆斯特丹、比利時布魯塞爾、法國巴黎、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包括羅馬、威尼斯、米蘭旅遊過,領略了歐洲的風土人情,開闊了視野。旅遊可以使人放鬆,心情愉悦。隨着年歲漸長,旅遊點也逐漸從繁華的大都市轉移到了幽靜的小鎮、村莊,可能還是跟壓力大有關係,這種壓力主要來自於工作和家庭,旅遊的目的更多時候是想靜下心來,放緩腳步,全身放鬆,享受家庭與大自然的美好。

另一個愛好就是做飯,不是做什麼大餐,只是家常菜而已,我喜歡用常見的食材,改良工藝,製作出不一樣味道的菜。平時喜歡看北京衞視的“暖暖的味道”、河北衞視的“家政女皇”、貴州衞視的“詹姆斯廚房”,其中“詹姆斯廚房”有點西式的做法,像意大利麪,就有很多種做法,我平時也會在超市買點意大利麪條,配上自己喜歡吃的菜,再放些意大利醬,做出不同口味的意大利麪,例如海鮮意大利麪、雞肉蒜香意大利麪、紅油番茄意大利麪等。“家政女皇”的節目斷斷續續看了十幾年了,裏面內容很豐富,有做飯、生活小常識,也有中醫相關知識等,很貼近生活。我經常會把菜譜記下來,然後第二天照着上面的做法做一遍。

記者:哎,我怎麼腦海中幻現出您在實驗室的畫面?

高曉蕊:哦,真的。其實,做飯跟做實驗是一樣的。做材料合成時,首先我們先確定合成的物質,然後設計實驗方案,再選材,逐步實施。做飯也是一樣,先確定做的飯是什麼,然後想好工藝,怎麼做,是紅燒、清燉還是水煮?確定好之後,開始選食材,接着就是開始做了。在做飯的過程當中,各種食材的比例、調料的加入量、烹調的時間、温度等因素都對菜的品質產生影響,這也與做科研是相一致的。因此,我認為:做飯做得好的人科研一定做得不錯。

記者:這真是一個認真、細緻而有趣的判斷。謝謝您帶來這麼真誠、令人愉快而深思的訪談。

採訪後記:

正如讀者感覺到的,本期訪談的題目有點大,但這是目前較為急迫的話題。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質量的重要標誌。從國家層面而言,中國將繼續加強教育和科技國際交流合作;從學校層面來説,“國際化”是我校“十四五”規劃的熱詞、關鍵詞。在此,請允許筆者補充兩點説明。

1、關於國際化:近年來,我校堅持應用型辦學定位,將國際化作為應用型人才培養的一大路徑,貫穿於產教融合、創新創業的人才培養全過程。我校明確融入新工科理念的應用型品牌專業建設思路,制訂了“應用定位,品牌創建,提質增效,內涵發展”的國際化發展戰略,採取多樣化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着力培養具有跨文化交際能力、可持續學習能力、國際化視野的“CSLG”特色國際化應用型人才。我校注重師資隊伍的職後建設,支持教師通過多種渠道赴境外研修。在國家留學基金、省政府留學獎學金、教育廳境外研修、校際交流合作項目等支持下,自2006年至今,我校已有200餘名教師赴十多個國家或地區進行深造和學習,通過跨文化的國際交流提高外語交流能力,拓展科學視野,豐富知識儲備,為培養各專業人才提供了堅實保障。這些教師在教學和科研中發揮出色,已成為我校快速發展的中堅力量,並相繼在國際知名刊物發表高水平研究論文1700餘篇,提升了我校的國際影響力,有力助推我校高質量發展。

作為國際化視野學者養成的樣本,高曉蕊博士當然是優秀代表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師範學院管勇、外國語學院曹曉嬌、紡織服裝與設計學院張技術、生物與食品工程學院顧志良、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院王曉喃、電子信息工程學院任傑、數學與統計學院季春燕、材料工程學院羅銘、機械工程學院徐本連,電氣與自動化工程學院醜永新、商學院曹旭平、汽車工程學院李銘迪等,都有着屬於自己、也屬於常熟理工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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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湖南長沙橘子洲拍攝的幸福一家

2、關於採訪後續:家人的支持是科研工作者的堅強後盾和力量來源。面對面訪談後,我向曉蕊索要了一些日常照片,並聯絡上了她的丈夫、昔日大學同窗宋小軍(中共黨員,任職於富士膠片電子材料(蘇州)有限公司),請教他眼中的曉蕊形象。他的答覆令我驚喜,全文如下:

“愛人蔘加的國家公派資助的一年的新加坡訪學,以及半年的延期,均得到了學校領導和同事的大力支持,一年半的歷練和潛心專研收穫頗多,提升和改變是毋庸置疑的。

科研的道路總是充滿荊棘,女性科研工作者更要面臨諸多挑戰。好在我們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時代,良好的科研政策,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氛圍讓個人追求得以實現。自打愛人從事科研工作開始,就一直保持着對待科研工作的堅持、專注和熱愛。秉持初心,這份堅持、專注和熱愛則再次成為促成本次訪學的動力源泉。出國訪學即意味着需要取捨,暫時離開學校、離開她的教學崗位、離開她心愛的學生、離開家人,尤其還是兩個小小孩的母親。從有訪學想法,到開始計劃,家庭討論,再到實施,均體現了一個女性科研工作者進一步走向成熟的過程,看待問題、處理問題更有主見,更具理性,這也為在國際化環境中出成果奠定了基礎。

一帆風順,對於科研工作者來説是通常都是一種奢望,基礎科研領域更是如此。相較十年前的牛津大學之行,本次愛人的訪學更具目的性和計劃性,抵達新加坡之後能夠迅速切換成科研工作者的角色,以及在接下來一年半的時間內,高度自律、積極、勤奮的工作狀態,讓我刮目相看,半年的延期也充分説明了John Wang教授對愛人工作的認可和肯定。日常視頻通話時,總能流露出所在科研團隊的求實、嚴謹、開放、團結、合作的優秀品質和態度。國際化的環境中,她作為課題組的一員,既獨立自主又包容並蓄,工作中積極對待各類建議和質疑,並轉化成一個又一個研究的方向,大多開了花結了果,實屬難能可貴。

儘管訪學已經結束,但訪學過程中汲取的優秀品質,我相信必將會在日後的科研工作中指引她繼續前行。”

宋小軍寫得真棒,回答了我殘留的疑惑,字裏行間能感受到他的自豪與付出、率真與細膩、理性與責任,暖暖的愛意、寬廣的胸懷,還有學術的眼光、奮進的姿態,難怪那張全家福照那麼美,一家子笑意盈盈,努力奔跑。

讓我們祝福天底下所有辛勤勞動、真誠生活、行穩致遠的同路人。


(伍味/供稿 潘啓勇/審核 不言/編輯)